曾經在討論"統計是沒有預設立場的嗎?"一文中我提到:

最近檢方的濫權羈押,讓我對這件事情又重新思考.

首先,一個文明國家的法律,為了避免冤獄(也就是把冤獄視為比逍遙法外還嚴重),都會盡可能的假設被告是無罪的,也就是所謂的無罪推定原則(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 being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第一五四條：「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 在這個無罪推定原則的前提之下, 萬一誤判而造成的冤獄的機會會遠小於相反的假設(假設被告有罪,找證據還被告清白), 以上面表格的例子,在其他變數不變下,冤獄的機會分別是5%與20%.

無罪推定原則的確立在維護犯罪嫌疑人與被告的合法權益.簡單講就是保障人權的做法. 因為受到法律的保護,檢方濫權的羈押造成社會代價.第一, 檢方的責任在起訴, 在被告沒有串共或逃亡等情況下不應該濫押,否則有違反被告被法律保障的人權之嫌. 以台灣的情況來講，貪污案件的定罪律偏低,只有五成五,相對於全部刑案的定罪律有九成三. 正因為定罪律偏低而造成民眾有違法羈押的疑慮而對司法公正性感到懷疑. 造成人民對司法公正性有所質疑,這是第一個成本. 

其次,既然被告的人權受到檢方侵害,一但審判結果無罪,那麼無罪的被告就可以依法申請冤獄賠償. 這個部分就是我說的濫押造成的社會成本. 也就是檢方的濫押行為有 “外部成本”. (這裡有個無罪被押八天國賠四萬的例子.) 那麼台灣的冤獄到底有多少社會成本呢? 以88年為例,冤獄賠償金額高達一億七千五百萬, 而且每年增加中.

解決外部性(externality)的最好方式是將外部性內部化,讓行為者享受利益的同時也支付成本. 關於這點, 我有兩件事要講. 第一: 上述的冤獄賠償是檢方造成的外部成本, 如果要內部化就是讓這個冤獄賠償由檢方來負擔. 台灣的制度其實已算健全. 依法在國家負出冤獄賠償之後可以向 “怠職法官求償的權利，但實際上，因司法人員「官官相護」的習性而從未落實求償，顯非負責任的「法治國家」應有的現象！”[1]. 由此可知雖然制度上已有規範,但卻沒有確實執行. 想要解決外部成本內部化的話,這各部分應該確實執行. 

第二個關於外部性的問題是當外部性產生的是利益的情況.先舉個簡單的例子: 維修廠的數量與地點往往影響車子的銷售量. 因為保養的方便性可能促使消費者在購車時候決定某產牌的車子. 同樣的,外部性內部化是最好的解決方法(之一),當內部化有困難時,搭便車的問題(free-rider)就很嚴重. 之前台北市長所謂的遊行集會要課稅(這是成本)之所以顯得好笑是因為,如果集會遊行的結果是言論自由這個好處,那麼有沒有機制可以確保只有當初參加遊行集會的付稅者能夠享受到言論自由? 如果沒辦法,那麼其他一般大眾說穿了只是這個言論自由外部利益的free rider而已.

當某行為的外部性沒有辦法被內部化,外部利益(如抗議後而獲得的言論自由)就只好由大眾分享,而外部成本(如冤獄而付出的國賠)也就只好由大眾承擔.怎麼承擔? 繳稅啊!

反之如果放棄所謂的無罪推定原則呢? 也就是假設被告有罪(上面表格藍色字體那一列),或是講好聽點,防範未然, 例如三國志卷38裡的: 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根據調查(詳見下), 台灣有高達47.3%抱著所謂 “寧可錯殺一百”的心態: